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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立60周年,花甲之年有何風采?

2018-09-04 09:11 作者:cyqh 瀏覽

今年是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立60周年,新中國的古籍整理出版事業在這60年里發展壯大。60年來,古籍整理出版事業給世人留下了什么?老一輩古籍整理出版人身上有哪種精神值得我們學習?近日在云南昆明召開了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立60周年座談會,版話兒的記者就會上嘉賓們的精彩內容進行梳理,試圖解答上述這些問題,希冀能對出版同仁有所啟示。

 

古籍小組成立60周年座談會現場。

 

8月28日,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以下簡稱古籍小組)成立60周年座談會在云南昆明召開。來自中國出版協會古籍出版工作委員會成員單位的百余位出版人與學界代表匯聚一堂,共祝這一花甲之喜。

 

1958年2月,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成立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古籍小組的成立,標志著新中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有了專門機構和統一部署,也標志著新中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全面起步。

 

60年來,在古籍小組的統一部署、整體規劃下,我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取得了顯著成就。據統計,新中國成立以來出版的3.6萬種古籍整理圖書中,有近90%的古籍圖書是改革開放40年來出版的。近些年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古籍圖書出版質量與數量大幅提升,每年出版的古籍整理圖書有近1800種,其中學術類古籍圖書800種左右,普及類古籍圖書1000種左右。

 

成就的取得,無疑映射出60年來古籍小組在推動我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方面發揮的巨大作用。其中的故事,更成為今天的美談。

 

催生高校首個古典文獻專業

 

教育部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秘書長、北京大學教授楊忠認為,古籍小組的成立,之所以是新中國古籍整理研究事業起步的最重要標志,就在于體現了兩個方面。

 

一方面是,古籍小組的成立,表明我國古籍整理工作第一次在國家層面成為自覺行為,而不再像過去那樣——學者散漫無序的個人行動。也表明我國古籍出版工作有了專門領導機構,有了具體的規劃,有了努力奮斗的目標。另一方面是,古籍小組催生了中國高校第一個古典文獻專業——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的設立。

 

分析當時背景,楊忠認為,1958年有了古籍小組,有了出版規劃,國家古籍整理人才欠缺問題也隨之而來。1959年,在郭沫若、翦伯贊、魏建功、吳晗、鄧拓、金燦然等老一輩學者的支持下,北京大學中文系設立古典文獻專業,從長遠看保障了國家古籍整理出版人才得以儲備。

 

然而,這個高校首個古典文獻專業的成長卻起起伏伏。楊忠介紹說,10年“文革”使古籍小組的工作、“二十四史”的點校工作和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專業人才培養工作都處于停頓狀態。雖然在1972年中央指示北京大學恢復古典文獻專業招生,但是1978年教育部在武漢召開全國高校文科工作會議上,有關行政主管部門認為古典文獻專業的專業面窄,社會需求量小,與現實聯系不夠緊密,因而把北大古典文獻專業取消。

 

北大古典文獻專業得以恢復招生,得益于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它使久已停止工作的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恢復了工作,使已經停止招生的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專業恢復了招生,還使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得以建立。

 

“歷史證明,古籍小組和北大古典文獻專業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猶如鳥之有雙翼、車之有兩輪,共同推動我國古籍整理出版和古籍整理的學術研究以及人才培養工作。”楊忠說。

 

造就出古籍出版品牌社

 

資料顯示,1958年2月,古籍小組成立時,指定中華書局作為古籍小組的辦事機構。1958年至2009年,古籍辦設在中華書局整整50年。

 

中華書局總經理徐俊認為,“在中華書局106年的歷史中,真正作為一個古籍整理出版社是1958年古籍小組成立,中華書局作為古籍小組辦事機構(古籍辦)開始。”

 

歷史機遇下確定的古籍小組和古籍辦的“血緣關系”,在徐俊看來,古籍小組的60年,是中華書局形成古籍出版品牌的最重要因素。據《中華書局百年大事記》記錄,古籍小組與古籍辦業務往來很是頻繁。比如,1982年3月17日至24日,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會議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此次會議上,古籍小組委托中華書局籌建專業化的古籍印刷廠。再比如,1982年5月21日,古籍小組向國務院建議影印漢文佛教大藏經,定名《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國務院領導很快批示同意。這一重大出版工程亦由中華書局承擔,1997年106冊全部出版,并于2004年出版《總目》1冊。

 

60年間,中華書局出版的古籍整理出版圖書,猶如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原常務副組長、《中國大百科全書》執行主編楊牧之所介紹,有《全唐詩》《全宋詞》《全元散曲》《文苑英華》《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冊府元龜》《永樂大典》等大型古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點校出版工作,被后人譽為新中國最大的古籍整理工程。此外,《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古逸叢書三編》、列藏本《石頭記》、《古本小說叢刊》、《明清傳奇叢刊》、《全明詞》、《全清詞》等項目,堪稱改革開放以來典范性古籍整理出版成果,也大多由中華書局出版。

 

60年間,古籍小組不僅造就了中華書局,現今同樣知名于古籍出版界的上海古籍出版社,也受益于古籍小組的規劃和指導。

 

據古工委副主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長高克勤介紹,1958年古籍整理小組成立后,確定了中華書局作為一個專業古籍出版社,同時成立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后者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

 

“從古籍專業出版社角度來說,得到古籍小組指導幫助最大的是中華書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這兩家出版社的發展始終與古籍小組的60年一路相伴。”高克勤說。

 

60年來,中華書局、上海古籍出版社正是承擔古籍小組委托的大量項目和規劃項目,讓中華書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積累了大量的優秀選題、優秀圖書、優秀作者,生產能力和編輯隊伍也進一步發展壯大,在古籍出版領域也逐漸確立優勢地位。

 

讓中華文脈綿延不斷線

 

“中國古籍總目有20多萬種,從這些文化遺產中我們可以看到遙遠先人的身影,可以了解他們的思想,感受到他們的情感和智慧,辨認出他們一步步前行的腳印,最終弄清楚中華民族從哪里來,經過怎樣艱難坎坷的歷程,有哪些光輝燦爛的成就,我們該怎樣發揚光大。”這是楊牧之——一位上世紀60年代畢業于北大古典文獻專業,曾供職于中華書局的古籍出版人,對未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思考。

 

如何讓五千余年中華文脈綿延流長?如何使文脈工程對得起后人?曾任中華書局總經理、現任中國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的李巖建議,古籍出版界認真學習貫徹落實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比如,《意見》中提出的“加強中華文化典籍整理編纂出版工作”“做好少數民族經典文獻和漢族經典文獻互譯出版工作”“實施中華民族音樂傳承出版工程、中國民間文學大系出版工程”,都為古籍整理出版規劃指明了方向。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辦公室原常務副主任、中國對外翻譯公司總經理黃松總結了自己在古籍辦工作9年的體會。他說,古籍辦“組織、管理、協調、服務”八字工作方針,及根據行業特點和發展規律多從業務的角度進行管理,不急功近利重在基礎性工作的工作思路值得總結借鑒。

 

徐俊認為,做好新時代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需認真總結60年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經驗教訓,進一步完善確立古籍整理的規范,以傳承傳播為目標,保持原創性、專業性,重點解決古籍出版的問題和薄弱環節。

 

高克勤認為,首先要制訂未來10年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做好傳承與傳播工作,強化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回望一甲子,前輩的業績已經凝固成一座不朽的豐碑,值得我們致敬,激勵我們前行。展望未來,我們做的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事業。做這個事業,我們無怨無悔。”高克勤的話代表了與會者的心聲,也是全國古籍出版人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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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說60年古籍整理出版

 

資金:2004年專項經費增至2000萬元。2013年增至2500萬元。改革開放40年,國家總共資助10億多元,古籍整理出版經費不足的問題得以基本解決。

 

人才:截至2017年,全國高校有古典文獻專業5個,它們是北京大學、浙江大學、南京師范大學、上海師范大學、陜西師范大學。高校古籍研究所90多家。截至2017年年底,累計招收本科生2494人、碩士學位研究生6000人、博士學位研究生1777人,其中相當一部分人才,投入到古籍整理出版事業之中。

 

出版單位:2009年1月6日,中國出版協會古籍工作委員會成立,當時有成員單位23家。截至2018年8月,有成員單位40家。

 

卡爾·馬克思說:“我們的事業并不顯赫一時,但將永遠存在。”這是馬克思對追求事業之人的贊賞之語。

 

8月28日,在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以下簡稱古籍小組)成立60周年座談會上,《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記者發現,有幾位來自古籍小組的先生,似乎很是符合馬克思所贊賞的那種人。

 

一位是華東師范大學古籍所終身教授,古籍小組成員之一的嚴佐之。嚴佐之今年70歲,儒雅、謙虛的外表,讓人很難看出他是一位國內外知名的古籍整理研究和目錄版本學專家。

 

座談會上,嚴佐之借用清代刊刻家阮元的詩“役志在書史,刻書卷三千”,來表明自己一生只做一件事,那就是古籍整理。

 

嚴佐之說:“40多年來,我的生命始終與古籍整理連在一起。因為參加古籍整理,我讀了許多書,然后對書中有些問題開始思考。有了思考,我又試圖用學術的方法去解決,于是就有了一篇一篇的學術論文。我的絕大多數論文都是古籍整理的后續,我認為簡單的校點方式不能表達我的收獲,我要用論文的方式、專著的方式把古籍整理過程中的收獲表達出來、呈現出來,這就是古籍整理給予我的絕大優勢。”

 

談及古籍小組,嚴佐之對其充滿著感情。他說,“沒有古籍小組,我們整理的古籍就沒地方出版。放在家里嗎?不能。所以古籍小組是關乎所有古籍整理從業人員生存發展、實現自己理想、實現自己事業的一面大旗、一根擎天大柱。”

 

作為古籍小組成員,嚴佐之在座談會上懷念自己的恩師、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顧問、成員顧廷龍、徐震堮時說:“我的學問不能和老師們相比,但是我心里也在暗暗地呼喚‘老師,我總算是接班了’。這個意義不只是作古籍小組成員,而是古籍整理事業需要不斷有人接續。”聽者無不為之動容。

 

座談會上,另一位學者也引人注目,他就是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古籍小組成員榮新江。

 

聽榮新江發言是一種享受。他會在極短的時間內條理清晰地說清楚自己的主要觀點。

 

比如,他舉了兩個例子說明古籍整理圖書應該追求質地上乘。一個例子是書的油墨問題。他說:“西方書的油墨是凸出來的,我們的書印的油墨是平的。原因在于沒有多少油墨技術的積累,致使以前包括上世紀50年代出版的圖書無法復印,因為一復印就掉渣??墒俏鞣?00年前出版的圖書,現在復印完全沒有問題。”

 

榮新江列舉的第二個例子是,精裝版圖書問題。他說:“美國圖書館買中國圖書后,都要讓相關公司加一個殼再放進美國圖書館,因為中國圖書大多沒有殼,沒有殼的書就立不住。我們出版了那么多古籍整理圖書,一定要印成精裝版,一定要用最好的紙、最好的油墨做最高檔的圖書,每一年至少選出10%的書作為傳世之書。哪怕少印10%、20%的書,也是值得的。”

 

1960年出生的榮新江,謙虛地說自己是古籍整理界的年輕一輩。多年關注并研究西域史、敦煌吐魯番文書及敦煌古籍整理工作經歷,讓他對民族古文字典籍的整理和出版十分關注。

 

榮新江說:“這個問題當然有人才問題,更主要的是我們關心不關心,我參加評審的時候有一個感覺,這是‘三不管’地帶,民族語言有民委管,漢文古籍有古籍小組管,民族古文字典籍雖有放開,但是力度不夠大。我們應該把古藏文、回鶻文、西夏文等統統納入到古籍整理規劃和出版之中,這些文字的整理出版對于今天鞏固邊疆有益。”

 

再有一位是金良年,這位上海書店出版社原總編輯、古籍小組成員,有著30余年從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經驗。

 

金良年雖然67歲了,但有著年輕人的心態。比如,他對古籍整理出版數字化持雙手擁護的態度。

 

金良年說,現在廣泛發展的互聯網技術,給予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很大的便利。“你們想一想,過去老一輩學者,一生的自學中有三分之二的時間花費在考證上。過去說,古籍??币豢勘咀佣磕X子,現在互聯網技術解放了人的思想,不用再死記硬背那些資料,可以有更多的時間把工作做得更深入。”

 

馬克思還說:“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福利而勞動的職業,那么,我們就不會為它的重負所壓倒,因為這是為全人類所作的犧牲。”

 

上述幾位古籍整理出版人是這個群體的代表,他們所從事的工作也是最能為人類福利而勞動的職業,他們所從事的事業并不顯赫一時,但將永遠存在。